最近整理舊琴袋，翻出了前幾年籌備邵語專輯時隨手寫下的手稿。看著上面密密麻麻的修正筆跡，突然一陣感慨。過去習慣在觀景窗後看世界，用文字和鏡頭記錄別人的故事；但輪到自己創作時，才切身感受到獨立音樂人共有的那座天平~一邊是高聳的文化理想，另一邊是下個月沉甸甸的錄音室帳單。我們總是在這夾縫裡，彆扭卻又無比驕傲地活著。
這幾年不論是跟老朋友聊天，還是在各種文化田野裡觀察，發現大家身上都帶著某種相似的「職業病」。我們不走商業包裝的路線，像個小農一樣自產自銷，試圖把土地的傷痕、地方的變遷一隻字、一隻字啃進歌裡。有些報導或論述會把這類作品貼上「唱歌的歷史課本」這種厚重的標籤，但老實說，在創作的當下真的沒有那麼宏大的野心，純粹只是在記錄的過程中，被那股不甘心的迫切感催促著——如果我們不唱、不寫了，有些聲音是不是就真的從這座島嶼上消失了？
不過最近常在許多新世代的音樂裡，聽見很不一樣的生命力。看著年輕人更大膽地用嘻哈、電音和都會R&B去玩母語，把傳統唱得那麼潮，心裡其實覺得很酷、也很被激勵。這不是誰傳承給誰的問題，而是不同世代在用不同的工具記錄時代。看著母語能更自由、更沒有包袱地開出各種好玩的花朵，真的很好。
紀錄與創作的路走了這麼長，鏡頭還看著，吉他還背著。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是一輩子的功課，但只要還有人在流逝前吟唱，這條路上就永遠有作伴的同行者。
發表迴響